随笔：木匠致铁匠／王小妮

诗生活月刊

随笔：木匠致铁匠／王小妮
- 发表于：2004.02.09 12:53修改于：2004.02.11 11:59

　　　　　　　　　　　　　　　　　　　　　　　一

　　我为什么要不停地写字呢？
我把垫在膝盖上重重迭迭的纸全部推到床上去。我到徐敬亚的房子里，他拿着烟头，又拿着电脑鼠标。他还很忙。
　　我问他：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想的告诉别人呢？他用睡出了漩涡儿的后脑勺看着我，一缕烟正经过他的脸。我不要求答案。他经常是一个不怀疑的人。我离开了有香烟味道的房子。
　　到书店或到菜市场去，漫无目标地走。我发现书店和肉菜市场的职能完全相近－－都是陈列，都是以钱易物，都是琳琅满目。
　　一切都很正常，行人都在人行路上走。为什么没有人提出疑义？他们用四十元人民币买走了我的一千个字。我同意了。我也没有疑义。那些字都是我用心写出来的。
　　有一个深圳的编辑居然还告诉我，连标点符号也给我算了字数。那口气好象我用标点符号去换钱，我应该感激他，好象我应该因此而流出滚热的眼泪。
　　他们在办公室里收敛起了我写满字，又标上了标点的纸，多么轻易。象流感患者抽出一些擦鼻子的纸巾，他们取走了我全部的所想。
　　这之后，印刷机震天动地，油墨推展。编辑说：书出来了，印得很好！好象他帮了我的大忙。他是一个放射光芒的　“大救星”。
　　我拿到了书，书的上面的确标出了我的名字。而其它的都是陌生。书有书味，墨有墨味。远不是我那些用手划来勾去乱篷篷的字。整齐方正的文字失掉了它在我稿纸上的无数可能性。当然，他们变得更加漂亮了，漂亮但是不亲切。
　　当然，他们也可能偶尔愿意用两百元换走我的一千个字。那标志着他们的报刊对那些字的渴望程度，仅仅是一些报刊的渴望，纸张版面的渴望。两百元和四十元不同，但我写那一千字的心态却是完全一样的。
　　问题不是价格，问题在于我为什么要把我写的字交给别人。
　　有一个过去的熟人，我们同在一个酒桌上。一半的人在剔牙。有人和我讨论我的某一句诗。我看见熟人从嘴里拿出了牙签，他微笑着说：写东西的人说的话，你还能当真吗？我在很短促的时间里，惊奇地看着这熟人。很快我明白了：这可能正是极多读书人的角度。我在那酒桌上心意灰冷。
　　我看见很多的牙签，很多的微笑。我应该承担这怀疑吗。
　　谁都有权利走进书店翻一本书，倒翻和正翻，都是他的自由。然后，随手插在哪儿。谁都可以出入菜市场。逐一摸过新鲜蔬菜上的茸毛，然后放下。两件事的性质完全相同，没有人真正关心一本书和一条黄瓜的详细生长，看见它的全过程，衡量它的真实性。他付钱，他就能拿走某一件完成了的东西，这道理极其通俗简单。

　　在书店里，我看见一次《第二十二条军规》，没买，我极少买小说。第二次再去，想买一本，书架上已经没有了。我问小姐，小姐的脸全在饭盒里，她呜呜噜噜地说：到军事架上找！我反复说那是一本小说，该在外国文学架上，她居然烦燥地象一颗拉了弦的手雷：军规还不到军事架上找，罗嗦什么呢！
　　再也不要买那本书了。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实在不明白，那么多写小说的人，为什么没有在我之前提出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拿走我所想？
　　我问一个写小说的，他对我说：我们不是诗人，容易胡思乱想。诗人的毛病就是不坚定。如果一个坐惯了办公室的人，到星期一早上会自动自觉地出门去上班。他说，写作是一种习惯。他还告诉我，个别的小说家，象抽纱女工那样，每天按时坐到位置上写。写作是驱使他永远奔跑的一架机器，一架火的战车。
　　他们在战车上，但是我浮在空气之间。
　　在南方居住，超过了十年。我知道南方的树也是落叶的。它们的活，就在死之中完成，新叶顶着旧叶。有落，马上就有生。
　　在我怀疑着写作的同时，我还在投入着写作，就象一棵南方的紫荆，竟然能在落叶的当时，发着新叶的芽。是谁调理了它，让它在一个人身上冲突地衔接。
　　我盲目地走在大街上。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停止的，就象不可能有永动机。开了头就无限永远，这种事情本身必然在内部瘫软衰竭，象一根蔫了的黄瓜。
　　没有无限。写作着的人，凭借着什么底力和热情，充满信心和坚定？即使它是一架最优秀的机器，也不可能运转了几千年都没有磨损创伤。
　　霉味浓重的仓房墙上，倒挂着上了红锈的锄头。农民们已经幻想着买一台机器了。可是写作的人，还都在写。用尽他的脑子，编缀着故事：张三进门，李四哭泣，爱情和死。在他那不足一只足球大的头脑里，挤生出爬满人间的无限藤蔓。
　　不断地写字，从来没感到过恶心吗？

　　从一九八八年秋天，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几乎一个字也没写成。两组散乱的诗，现在还装在一个大纸袋里。蟑螂自由地出入，生下了它们的黑蛋。
　　有时候，我非常厌恶写。
　　最近我又写了。一个朋友问我，你现在是什么身份，自由撰稿人吗？我说不是，我是居家的自由诗人。首先是自由，然后是写诗。

　
　　　　　　　　　　　　　　　　　　　　　　　二

　　现在，我坐在我想象的某一个黄昏。
　　我想象，我这诗人该是一个很好的木匠。我展开我自己制作的折叠木椅，我坐下。太阳正在下去，只有伸在远处的脚尖还能被残光照到，木匠身上其余的地方都在暗处。门外是一条小街。不是直统子的，它该有许多自然伸延的弯曲，那是一条老街。
　　我想象，我对面是铁匠炉。铁匠那儿不断发出大的响动，引来不少好奇的人。小学徒用力拉着大风匣。我看见铁匠了，他精神挺好。因为他站在亮处，反正他自己的屋里就能生光，炉火在铁匠身后，又红又亮。
　　我想象，铁匠是那些写小说的人。他们被集中成眼前这位健壮的铁匠。木匠和铁匠，两个各操技艺的人隔街相望。
　　现在，铁匠转身了，从铁砧上夹起一件红软鲜亮的铁活儿，剌进水槽。小街上滋滋发响，窜着热气。这热闹吸引了更多的人围观。我知道那铁活儿将很快变硬变暗，定成一条铁钎。铁匠有点得意，他说：成了。他把水淋淋的铁钎提起来。地上，堆了不少笔直漂亮的铁钎。
　　作为木匠，我铺子的栅板都挨着号码排定关闭。我的心里已经确定，要终止我的木匠生涯，只留一扇走风走人的门。过去的木活儿们，都站在墙角，露出了木头被剖成块段之后的气味。
　　我将在铁匠歇气抽烟的时候，过去和他说点什么。这话，我已经想了很久。

　　只要推开门，就站到了小街上，石板铺成的街面透出一层大地之内的凉气。走出几步，感到扑脸的热，铁匠炉到了。铁匠转过水槽和火炉，红堂堂地走过来。我叫了一声：“铁匠。”
　　真正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复杂。
　　有一部分人，毕生都喜欢把事情弄玄弄晕，把简单明了的事情，搅得高深吓人。他们永远象田鼠那样热心于打地洞。好象人非要钻进他们特设的幽闭迂回的洞穴里才能交谈。
　　世界上的事情都明摆着。他们偏要这样。他们还能创造出解释，说这源于人类追求真理的欲望。好象真理都被人事先埋在地洞之中。
　　现在，要劝阻木匠已经困难了。我这个木匠的心里充满了定数。我要直接和铁匠去说我的疑问。我绝不绕弯子。
　　木匠和铁匠脚下，踩着永远都不洁净的地面。这样的两个人都知道，煤块填在火里能燃烧，磨石喷上水能锋利刀刃。
　　真理就应当是最简单的。

　　木匠说：铁匠。
　　铁匠说：木匠。
　　木匠看着眼前这个挺好的劳动力，健壮而坚定的红脸。我想象我们两个人分别把手里的烟点燃，看着街上渐渐暗黄下去的光芒。
　　木匠问：你的活儿，你叫它们，它们能应你吗？
　　铁匠说：实心的，连根肠子都没有，拿什么答应？
　　木匠看着眼前又暗了一层的街面，问：你想过封炉，不干了吗？
　　铁匠没有准备，他不明白为什么要不干。铁匠的手里还举着火钳子，他愣一下。铁匠干活的时候，扎着大厚围裙，比木匠的围裙要脏，要沉。
　　木匠说：你没想过，封它十年二十年的炉？其实，你我不干这个，也活得挺好。谁说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木匠和铁匠？
　　铁匠张开了嘴，他肯定没有这么想过。他的炉子点了几百年了，光那老火苗，他就有许多舍不得。
　　木匠向回走，他说：当个种菜的，送信的，都不错，谁命令我们非做这一行？
　　铁匠说，有人要我的铁钎子啊！
　　木匠说：没有椅子，但是有石块。没有铁钎，但是石头也有尖儿。以前没有我们的时候，谁都活得挺好。他们的父母兄弟去世，他们哭了三天之后，就又跟一大片葵花那样笑了，他们都没悲伤到陪着死者去入土。
　　铁匠卷着他的厚围裙，他在想。
　　木匠说：你每天做那些钎子，一根紧接一根，有意思吗？
　　铁匠说：习惯了。
　　木匠说：我看没意思。
　　铁匠刷地一下笑了：那是因为已经没有要你的木头椅子了！人人都去找皮匠，他们想坐的是又软又凉快的水牛皮沙发。我的钎子，有成千上万的人都等着呢！
　　木匠同样刷地一下笑了：我要谢谢他们停止了买椅子。我空出手来才有脑子想。我们要生产的，不该是一件又一件工具。
　　你的火就永远不灭吗？我在心里说，我是那心里生满了怀疑之茅草的木匠。

　　　　　　　　　　　　　　　　　　　　　　　三

　　要让最后的诗人和小说家停下笔，比突然制止一只急行军的队伍还艰难。有的人，自以为是为战争而生。有的士兵，已经获得了两条机械运动的、不能遏止的腿。经久不息的战事，必然产生战争投入症。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几年，许多盟军士兵都问他们自己：不打仗了，还能做什么呢？
　　不要做一个被动者，不要让最后的枪炮声抛下我们。我们自己去缴枪，我们弯下劳困的腰，让枪口很热的那个部分先着地。轻松一点，象按灭一支烟头，很容易。
　　在我们家的门上，书架上，有多少次贴了“戒烟绝令”的条子，什么样悲壮极端的词语都用过。我看着那些纸条心里总是想笑。它们在穿室而过的风里，飘舞不了几天，就被宣布戒烟者偷偷摸摸取下来。我说，不要再采用贴纸条这方法了，你等待着哪一天，清除消灭了全世界的烟草制造商，你戒烟的时机才真正来到。

　　让我们忘记字，忘记笔划笔顺，忘记语法，忘记老师和死人留给我们的一切文章文法。我们主动放弃工具，让笔迹在纸上不能显现，让疯子一样发展的电子书写工具都立刻消失。
　　人类尝试一下没有文学的日子，没什么不好。

　　我在海滩上。大水在五米以外，漾在海里。我想起一幅画，有一个人正弯下腰，把海的一角揭开。画家让那人的手，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让他揭开了海的皮肤。
　　海发出很大的声响。它的皮肤被难以测量的水包藏着，永远不可能被揭开。那天，我和十几个人去海滨。在南海海岸某一个凹处。海只要有一个“凹”，人们就建一个海滨浴场。围起来收门票，收冲凉费，收各种各样的钱。
　　海冲刷不到我的脚，但是我不断后撤。正是涨潮的时候，前面不很远，就是中国的文天祥念出“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的那一片平静海域。
　　本来是很好的傍晚，海开始生金了，鳞片一样。这时候，有一群陌生人走过来。就在我的后面不远放下食品和衣物。他们互相还不够认识，在沙滩上穿着衣裳，赤着脚交换名片。有一个人说：不好意思，我是诗人。我微微侧过头，看见那个人很委琐地分发名片，穿一条全白的裤子。其实，他为什么不是说：不好意思，我没穿底裤来。
　　诗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现在，诗人也印在名片上，妄想挤进公关和生意链中，充当一个松弛无力的铁环。
　　只要向前走，没有一个人不能走进海。进入海是随时随地，就象谁都可以拿笔铺纸，写上一些字，然后称它为诗或者小说。诗和小说，从来不排斥人的进入，它不会选择。和海一样，你向前走，它马上咸湿地打透你。
　　但是，谁也没可能揭开海的皮肤，海不告诉人它的底，海不抒情也不歌唱。从诞生的那天，它就是涌动。海的角色就是海，没有其它。

　　我不去上课。十七、八年前，我缺了很多中文系的课程。趴在学生宿舍的上铺，我那床很能响，我趴在响声里看小说。我用最快的时间阅读，两天看完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天看完了《癌病房》。
　　读小说读到吃饭的时间，头昏沉沉地跑到食堂去。刚从小说里出来，自己好象散开了。某一天的步伐，是巴黎人的步伐。又某一天的步伐是彼得堡人的步伐。脚下拖着长裙，或者夹着燕尾服。那些小说和诗，多么轻易地把一个天真的人装进了故事。
　　现在我完全不能了，我变成了一个稳重又有经验的厨师。站在桌前，我看见的，只是另外一些厨师，他的烹饪原料和操作流程。
　　专司解牛的庖丁，有什么可以荣耀和自夸呢？牛就应当有皮肉包藏着骨头，有一身黄白相间光滑柔韧的皮毛。它低着头，在草地上进食，尾巴甩着蝇虫。牛是自由自得的生命，而庖丁只是看见那些骨缝儿。他的前襟染血，他的眼睛里生了大病。
　　当年，在我身上，巴黎人或者彼得堡人的感觉持续不了多久，十分钟以后，就在排队买饭的队伍里丢散了。我又回到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说，哪怕是一个天真的、没被污染的年轻阅读者，他只要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抽取了作家终其一生的体验。那体验再惊心动魄，也很快会被享用完毕，他还是要去吃他盒里的饭菜。这是很正常的，不可能苛求一个阅读者。
　　同样应该正常而平静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写作者。哪一个写作者情愿被别人十分钟十分钟地阅读、劈断？
　　就选择现在，我们收拢起纸笔。学习海，用咸涩苦凉的皮肤，保护我们深不见底的内心。

　　　　　　　　　　　　　　　　　　　　　　　四

　　想，首先就是怀疑。沿着怀疑，才有思维，才有路线。
　　我想象，我这个自弃的木匠，在清晨钉死了自己铺子的栅栏，把带木屑味的围裙掖在门板上，那是我留下的一个口讯。
　　我这个木匠向着田埂走。我发现我很久没接近绿颜色了。我非常喜欢那些短小青翠的草本植物。我从来没损害过它们，它们新鲜活泼地出土，只要求快乐地活一百天。我想，做一个专心侍弄它们的菜农多好。我发现到处是绿茸茸的东西。我要帮助一些生命饱满成熟，而不是怀里揣了利器，把树截肢，切割成条。
　　木匠在工作的时候，手下的许多东西都死了，死了无数，活的只是一把椅子。
　　木匠到了野外，浑身都得了眼睛，浑身都得了耳朵。向远处走，又见到快成材的树干。拍拍它们，多象拍一条硕健的马腿。树是可能跑的，椅子不能。我不准备再伤害树了。我收回我拿锯子的那一只手，让它一节一节地缩短着。
　　铁匠看见了木匠的围裙，那个遗留在栅板上的围裙，正在早风中飘荡。铁匠说：这小子是动真格的了！
　　早上都是炊烟，人人都在准备碗里的饭食。铁匠的门口没有人看热闹。突如其来的，铁匠感到体力不支，身上的每个骨节都疼。那些铁钎子堆在铺子里，它们和铁匠的筋骨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相反的关系。它们让他疲倦。铁匠坚强的心也动了。
　　铁匠听见从远处响起自己的声音：多加点灰，把火压灭。
　　小徒弟张着很大的嘴，那嘴里面是黑暗的，跟井眼一样。这次，铁匠听见声音很近：灭火，填死炉子！
　　铁匠出了门，天气软得跟细柳的绒毛一样。铁匠走出了一千米，回头向着他的铺子喊：小子，关栅板！

　　我不知道铁匠朝哪一个方向去了。他可能正在石头之间了望。我没机会告诉铁匠，街以外的任何方向都优美，不要再回头了。匠人们，是最容易伤感的动物。只要有一个人伸出手索取铁钎子，他们的心也会悔懊回转。

　　街上的人吃盐、买米、打酒、泡茶。他们在天井里看见太阳走在正头顶上，老人秃了的头顶开始冒汗。没有斧凿声和风匣声，小街上安静得多了，所有人都能睡得很沉稳。
　　随便一个老太婆掉了牙，一个小孩子摔个屁股墩儿，就是热闹。没有人去想木匠和铁匠。
　　人人以为，他自己站在太阳下面，他的影子就是大光彩。铁匠炉的那点儿光彩，算什么呢，人们都喜欢他自己的光彩，在光彩中左量右照。

　　经验和技艺，终于远离了匠人。它们，从来就没有生长在木匠和铁匠的躯干上。没有谁和它们订过终生厮守的契约。只有四肢和头脑，只有头脑里面生长不停的东西，才生来就是自己的。
　　斧子和火钳，怎么能生长在匠人肉质的肩膀上？
　　木匠的眼睛里只看见黑和白。黑的墨线，白的刨木花。现在木匠的眼睛是绿的。我不再是木匠了。我这次出门，看见了各种颜色和无数的形状。
　　我想象，木匠在这一天最热的时候碰见铁匠。铁匠手里拿了两块石头，互相磕碰着，发出声响。
　　木匠笑了，心里鼓起一个怪想法。木匠想，铁匠能敲着两块响亮悦耳的石头。木匠却不能飞扬一棵大梨树。
　　铁匠说：原来活着就挺好，不一定非要当个铁匠，你看这是多好听的石头。
　　木匠说：你是想在那里面敲出铁吧？
　　铁匠笑了：没了铺子，满眼都是原材料了。石块有棱角，树有地力。它们都是多么好的东西。

　　长时间没有响声，只有鸡鸭鹅狗的叫。街上的人感到冷清，好象少了铺子们，已经不配做一条街。他们被降了格调，住进一个村野俗地了。街上的人派了一张年轻的脸，到山和林子的深处去寻找。
　　也许，铁匠动了心。需要铁钎的人，在半路上把他拦截住。铁匠容易心软。街上的人吹着喇叭，又诉说他们需要他，象需要唯一的一只手表那样。铁匠就可能扔下几块好石头，回那条老街。
　　但是，我这个木匠心里有底，我不准备回去。年轻的脸可能也碰见我，他说：你的刨木花儿多长多薄，拿在手上都透过太阳的亮儿了。回到铺子里吧，你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程度。
　　我说：不行，我的手艺丢了。
　　我的手艺在哪个位置，我自己非常知道。
　　如果铁匠并没有被哄回去。他还在山里，我们会再遇上。
　　我问：你的活儿，都忘了吗？
　　他眨眨眼睛：在心里头呢。
　　我说：我在心里进行了一万次。
　　他说：我在心里也进行了一万次。
　　手艺是水，水能轻而易举地断流吗？
　　木匠过去用一只眼睛吊线。铁匠用他的左手抓过火炭。现在，他们闭目束手，蓄养精神。他们坐在正生长的树叉和正衍变着的石头上。他们的活儿象经脉，走动在心里。脱离了形儿的活儿，从这个手指稍，走到另外一个手指稍儿。
　　木匠问铁匠：你热吗？铁匠说，象烤着我那炉子一样。
　　两人同时笑了：不刨木板，不打铁钎，在天和地之间闲着，也能出汗呐。

　　人通过什么活着？
　　技艺，能使人的饥肠不翻滚，使人的双手不空置。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足够承重的支点。
　　一个铁匠能因为打铁而不死吗？木匠问铁匠。
　　铁匠问我：你也一样。你能凿无数的洞眼，凿到长生不老吗？
　　那么，人靠什么能获得自由自在，获得坚定不移？

　　街上的人，寻找不到工匠。他们看见树都穿戴着绿衣裳，牛都嚼着切不碎的长谷草。他们趴在铺子门口望。他们说，我想要一个木头梯子，能把人送到房顶上就行。我们不是想望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哪怕修理烟囱也要登高。我们不能飞。木匠！快给我一个登高的梯子吧。
　　他们不是往铺子的栅板缝儿里塞钱币。木匠不在，铺子拒绝收受报酬。街上的人紧望着铺子深处，是用那日夜发亮的、人的眼睛，用那想方设法摸一摸木条的、挤扁了的手指头。
　　过去的年代是什么样子？街上的人没有办法了，开始回想。没有梯子，他们可以爬上树尖，洪水象白魔漫上来的时候，他们还等待梯子吗？

　　过了很多年，木匠和铁匠回到他们的铺子。他们的围裙一接触手，就变成灰尘了。街上的人问：你们是谁？
　　我说：我是木匠。这位是铁匠。我们出了远门。
　　街上的后人们很气愤：你们想破坏吗？
　　我们什么也不想破坏。我们想回来就回来了。
　　街上的人说：那你们不要冒充木匠和铁匠，不要再靠近他们留下来的铺子。这铺子是不变卖的。多少钱也不卖。
　　我说：我们的确是木匠和铁匠。我能把死的木头做成一只活的梯子，能摇晃，能结实，能上房上烟囱上树，登上任何一个高处的梯子。
　　街上的人说：梯子的事情不急，你做的活收钱吗？
　　我说：不收。
　　街上的人说：那我们就相信你吧。
　　木匠和铁匠回了他们的铺子。那些灰土，比火山灰还重。他们做了新的围裙，技艺象水一样，软的、油汪汪，流着不断的弦。

　　　　　　　　　　　　　　　　　　　　　　　五

　　这是一个玩笑。一个臆想。就象第二十三条军规。由诗人向小说家提出终止写作的倡议，更加荒谬可笑。
　　首先，诗人们不会同意。诗本身已经快熄灭了。诗人不能自己放弃。一个人的恍惚、不坚定，不等于全体诗人们的不坚定。
　　小说家更不可能同意。他们说，是诗的没落，才使诗人生出这么多怀疑。而小说家的日子还好过。在今天，他们任何倡议都不想听，他们靠写字还能生活。使人能生活的事儿，就可以当成工作去做。关于他们拿不拿内心去写作，是他们自己纯个人的事情。任何人无权过问。就象小说家不可能每天站在书店里，去过问有人用多么脏的手摸他的一本书。
　　但是，我需要这个臆想。我需要它的刃，破坏我自己。我想找一个渠道把自己完全打碎。我需要一个冲决了的口子。我是那漫漫无际的水。
　　既然疑问太多，就让疑问站在最高、最险、最权威之处，让它对一切可怀疑的东西，发出最后的质问。

　　我没想过文学被中止了会怎么样，按中国的圣人老子的观点，礼仪条规都取消了，将遍地漫野都发生出礼仪。所有的人，不断向所有的人行礼，遍地都磕动着虚伪的行礼虫。
　　遍地都是文学的年代，也并不很远。我家里就有一本很厚的、由《诗刊》社当年亲手编的《一九五八年诗选》。
　　一九五八年，我三岁。我弟弟两岁。听说是在那一年，或者是第二年的春天，我弟弟发高烧，夜里被抱着去了医院。他看见很多炉子，很多火苗。他突然喊了一句：这些钢铁，都是我炼的！
　　如果有人搜集大跃进时期的幼儿诗歌，极有可能把这个高烧中孩子的话也算上。

　　无论怎么说，我还是充满了疑问。我经常拿不准，我是会写下去还是会停下来。和其它人没关系，和时代没关系，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疑问。

　　耶稣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我在开始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联想到伯利恒的那个老木匠，后来偶然想到了。很奇怪，我当初为什么一动笔就写下了这一行字：我想象我是一个木匠。
　　耶稣在受难，被人钉上十字架，流出了鲜红如人的血。当时他的父亲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还在他的木匠作坊里。我看见过描述圣经故事的影片，那其中也没有交待那个父亲。在一个人受难的时候，他的父亲并没有按常情出现，呼叫儿子的名字，拉扯儿子的体肤。这个木匠完全消失了。
　　木匠只是一个凡人，所以在耶稣呼叫受难的时候，木匠没有感应，他也无能为力。耶稣降生，木匠就消失。
　　诗写在纸上，誊写清楚了，诗人就消失，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做饭或者擦地板，手上沾着淘米的浊水。也许，不该专设诗人这称号。这世上只有好诗，而没有诗人。
　　荷马行走，念诵着长诗，但是上帝安排他是个盲人。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两手向前摸索着走，他连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都不能做。
　　诗人就是最平常的人，在诗没有降落到心上的时候，他没有受难者的痛苦，也没有受难者的光彩。老的木匠连面貌都没留下来。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诗人了。只要认认真真地在想写的时候，写好每一句诗就已经足够。
　　在我居住的这个中等城市里，敢在名片上印“诗人”的，不下百人。有一个人红光满面地向人递名片的时候，手指头上还突出着一颗粗大的绿光戒指。那戒指马上让人感到不谐和。并非是称呼的不谐和，是与手指头有关的不谐和。这人的名片上印着的字还多出了两个：“著名诗人”。一个称呼就象一张纸，它被弄到一潭泥水里，染得肮脏，就不能再用。我宁愿用木匠这个名称。他挺好的，扎一条围裙，耳朵上别一根铅笔头，全身带着木头香甜干燥的气味，认认真真地做活儿。真正的好木匠，做了不漂亮的活儿，就填进火炉里烧了它，绝不拿它去应付人。
　　木匠心里有木匠的事，他不一定告诉别人，他留着它们。好象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老人，他是八级木匠。他有一个小盒子，那里面是一组木刻刀，刀刃各种各样，有三角的，有弯弧的。他拿出刀来，不让我们这些小孩摸，他不是说能划破了孩子的手。他说，别摸坏了刃！那些刀刃都闪着青牙那样的光。
　　我问老木匠：这刀是做什么用的？
　　老木匠说：什么也不做，放在这儿，都擦上油，留着自己看。
　　飞快吗？我问。
　　当然飞快。他马上把盒子盖严，那些青牙都不见了。只是一个普通的盒子。

　　只要有东西持续，就必然有东西终止。
　　在这篇文章完成了初稿之后，我很偶然地看见了《零档案》。它本来在去年夏天寄到我们家。我们都回北方了。信件、邮件压在一起，翻的时候，太粗心，把那些纸给漏掉了。
　　我读了《零档案》。我看见那里面有一个诗人。他也要离开旧的诗歌作坊。他换上了一种新栅板。他不想再重复过去的木匠。他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世界上的事情，都可能被阻止。只有两件例外：谁也不能阻止死亡从远方的降落。谁也不能阻止疑问在内部的突生。

　　　　　　　　　　　　　　　　　　　　　１９９６年４－５月

《诗生活月刊》http://www.poemlife.com

2004年2月_诗人专题·王小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