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论小妮／徐敬亚

诗生活月刊

评论：论小妮／徐敬亚
- 发表于：2004.02.09 12:45修改于：2004.02.11 16:29

　　　　　　　一个人怎样飞起来

　　我经历了王小妮近２０年来的全部时空，全部背景。我亲眼看到了一个个字，从白纸里浮现出来，像手冲破水。
　　一行行白栅栏一样的诗，像小院子似地围着她，像浓荫的城堡，簇拥着她。她，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样活着，安详地洗衣、煮饭。读一些字，写一些字。她把那些字，从天堂的辞典里，像沙场秋点兵那样轻柔地取出来，巧妙地抽出一丝丝纤细的光。她靠纺织着那些光，额外地活着。她自造了帝王的高傲，用来默默地抵御着漆黑无边的庸碌和盲昧。她像一个无声的苦行者那样行走。她把一个无比精密的工作室，深深地设置在灵魂的最上方。那些像一幅幅写意画一样的汉字，像她一样柔和、灵透。在用手一撇一捺写出来的笔划中，散发着我妻子那一层常人看不见的、蓝幽幽的光晕。

　　我似乎一直拖欠着一种正视。
　　我一直与她的工作室相邻。我却从未公开专注过她的诗。我是一个麦田里武断挥刀的收割者，我却一直没有为世界收获身边这一串金黄的麦穗。
　　不是由于暧昧的亲情，不是因为形而下的得失。是一个更为严厉的声音，日日年年，在我向着其它一切文本发出放肆的辨别时，它一直潜藏地对我进行着最近距离的拷问。
　　在很多年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直在等待。等待我个人的云团透出明媚和清晰？等待它本身的茎叶中抽出让世人领略的标签？或者，我是在等待后来者手中呈现出更加机智、锋利的镰刀？
　　我离它们这样近，近得像端祥着镜子里我自己的容貌。我可能像惠特曼所写的三封自我夸赞信那样承受世俗的误解。更加可怕的是，在与它无微不至的接近中，我可能恰恰承担着一种危险的篡改，我旋转的文体可能会伤害它的宁静，我偏激的目光可能丢开它而进入自我编造。更加细腻地说，在恰巧发生的婚姻中，我个体的判别意识本身，作为它万有引力般的第二个同谋，最终成为被这个圣徒一样女人俘获的另一件精神产品？

　　我曾经等待。然而，我等待到的那种失望，几乎是对种族机能的失望。在这个缺少灵性的国家里，笨拙的旁观者，在已经散发出来的灵光面前，甚至缺少欣赏的智慧。一只只仅会拆解零件的机器之手，在扑动着的蝴蝶面前，除了说出“美丽”两个字外，一筹莫展－－可悲的是，我自己至今的全部智慧，也包含在这一只笨拙的手里。
　　那一把把进口之尺，那些用来测量齿轮的理性机器，在它的面前找不到缝隙。我常常以为抓到了它，最终发现，抓到的仍然是我自己的全部手指。它似乎是一团带着谜的雾，含着巫术一样不着边际的光晕。它，像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样难于品评。
　　这光晕，是她唯一的、无二的诗的光晕。在当代中国艺术界，没有一个人能取代替她。我只知道－－唯一，就是自制的光荣，是任何艺术必备的真理。
　　在那光晕中，她可能走向了谁也没到达的地方，走出了人们已经习惯的视野。
　　门前，我们亲手种下的树，已经长到了四层楼的高度。它像一把倒立着的扫帚，每天清洁着那遥远高渺的白云。两个人，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年坎坷与散漫的日子，有无数次眼睛与灵魂的对望。我只是知道：诗，是她一生也离不开的、特定的活法儿。
　　捕捉智慧的蝴蝶，一直是我个人的爱好。我明知道，追赶那两瓣交错、闪动着的薄片，可能一次次扑空跌倒，但我相信终能抓到它。
　　现在，我只能像她一个最近的邻居那样，替她的那些不明飞行物填写某种注释式的履历。

　　　　　　　　　　　　　　　　　　最初的真诚与清新

　　在中国，一个叫王小妮的人写起了诗，可能是这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中一次城市向农村人口倾泄的小小艺术后果。很多艺术家的早期创作，都发端于他所刻骨铭心的领域，因为那时，他还不可能学会伪饰。最初的生存，往往蒸凝成一个诗人最早的坦率母题。
　　久居都市的王小妮，在六十年代末那一场大雪中，突然变成了一名农村泥房子学校里的中学生。那些保持着自汉代以来耕种方式的农业景观，使流放般的生存中露出了一种揭开皮肉的生命新鲜。从未听说、从没看到过的天地相映、人畜互怜的自然风貌，不能不使一个初级都市人的意识发生某种倾斜与偏离。
　　两年后重新回到城市，是由于国家对落魄干部们，包括对他们的家属所发出的一次微笑。而再过两年后她从城市中学毕业再一次只身返回农村，则是由于一种认为青年背离了农民的时代不安还没有消散。
　　最初的被发现，不是由于诗，而是由于画。在编辑一份知青小报的几年中，王小妮成为那个丘陵县里山野闻名的小小画家与文人。

　　七十年代末，作为被中断了的高等教育第一批科举式的受惠者，王小妮离开县城时，甚至还带着一点点成功后的眷恋。而正是在那时，一种全面审视历史与文化的目光，正在中国思想界和高等学府里大面积地浮起。在东北那所大学里，曾经有一个名为《赤子心》的七人诗社，应合着全国几十所大学里的社团波澜，在整整四年中，这个诗社在艺术与学术的双重意义上与当时全国诗歌的最高兴奋保持着同步。
　　“舍千金，怀赤子”，曾作为一个含混不清的口号，出现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赤子心》的发刊词中。“苍老的，应该还以童心；僵死的，应该奋起苏生……”，在刚刚醒来的中国，这小小的诗歌细胞发出了不乏浪漫情怀的指令性语言，生命的力度中潜藏着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心向。
　　在小小的七星中，王小妮的光，独特而美丽。
　　她总是埋着头，把老师絮絮的声音也深深地埋进桌面。她站起来，走过我桌子旁边，飞快地扔下一迭纸。……她又回到了某个小村。她说她还是村里那棵玉米，她还是灶里的那堆柴禾……她看见山坡上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用火的方式偷吃年轻的黄豆。她看见他们的嘴很黑很黑，他们的镰刀很白很白……她能写得极快！她几乎可以一天写出十几首诗。
　　七个学生诗人之间最早的文艺批评，并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肆意地、胡乱地，甚至带着残酷，在每一个人的诗上写出恶毒的攻击，是我们最得意、最快速的“中央全会”和“首长批示”。当然，在被某一精彩光斑击中时，每一个人都发出过完全丧失尊严、丧失自信的不由自主吹捧。
　　她写得极快，改得也极快。收回遭到了满篇攻击的涂改诗稿后，她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把原来的一切几乎全部推翻。她在那再次飞快扔下的纸上写着：传阅！
　　时代的染料，夹在每一页日历的纸絮里。在中国重建一种人文秩序的前夜，王小妮以她的天资敏感与发自内心的善良，无疑地充当了一个农业文明的救赎者。她把轻柔的善意之光，倾泻在她曾沐浴过的纯朴民心与自然之中。她，从来不是一个温吞吞的灵魂！即使在最早期的那些诗中，连她的善良与同情，也含着尖锐的刀刃。那些缝合着城市与乡村的直白表述之针，细而深入。
　　我最开始就发现，她有一种本领：使用平静的词语，却把话说得极刁狠，极尖利，极多岔路！
　　在装腔作势的八十年代初，王小妮口语化的句子，显得格外醒目。
　　被后来很多诗集大量选刊的她那两首“印象诗”，向后人证明了她早期所达到的抽象高度。但那并不是她具有抽象主题的全部作品。“赤子心”诗社的人都会记得，在１９８０年春那令她心脏不宁的清明节，在白色的医院里，她曾写出过几批与《我感到了阳光》、《风在响》等具有同等水准的短诗。那些杂乱的诗稿，至今还堆在柜子的深处。只有垂老之手，才可能有时间打开它们。
　　她印象诗的人文深度，甚至超过了当时追求史诗写作的诗人们的穿透力。即使在勾画历史车轮的时候，她也是用那尖锐细小的形象之剑拨动着感觉。她绝不是一个只能写白色炊烟的村姑。那些平凡句子里深藏着的某种锐利锋刃使人们感到了她内存的深度。她具有别人学不会的柔韧。她的本事，恰恰是把复杂含意不费力地塞进一行行浅白句子里的那种轻松。她的很多感觉方式，恰是诗的方式。我当时感到，她简直就是为了写诗而预先定制的一个灵魂毛坯！
　　诗的直觉，是俗人不可逾越的天才素质。但在最初起步时，她与朦胧诗的中坚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差距，不是素质的差距！只是时间与机会的差距。
　　我并不愿意轻意夸奖别人。但是我知道，在说到王小妮才华的时候，我往往需要控制。这一点，连深知我心的的姐姐都曾在谈话中打断并提醒过我。
　　姐姐，我会慢慢学会更加含蓄地爱我妻子的！

　　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要对关于诗的自发与直觉这一天才素质，再一次强调。因为我想到了她更辽阔的背景－－整个中国艺术，正是在我们这一代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它，是怎样由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民，摇身一变而成了心思颤抖的卡夫卡？中国之笔，怎样背叛了它几十年火红的历史？我想到了中国特有的京城与外省文化，想到我出生的地方，想到了那个并不发达的边远省份。
　　下面，我要加入一段关于中国现代诗发源的千余字话题。这里面含着我长期想要说出，却一直没有机会谈到的、有关朦胧诗内部层次的某些看法。我也想对我那篇“惊世之作”做一点小小的修改与补充。
　　北京，作为朦胧诗的主要策源地，它从来就没有与外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整个民族都被包含在一种官方的平面意识之中。
　　可以设想，在全国都胆小怕事般地蒙昧之际，如果没有早在１９７０年就开始流传的那两本暗含反叛意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以及后来传达着西方诗智的《娘子谷及其它》、《洛尔珈诗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及复印纸上的《法国象征派诗选》……那么，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歌先锋们，一直到“四五”平反时，恐怕也许还在昆明湖的水边像普希金一样忧郁，在皇城的角落里像中学生一样抒情。
　　在六、七十年代之交那沉重的日子里，一本《放歌集》和两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是我唯一的偷偷食粮。１９８０年夏天到北京，我和王小妮才第一次从京城那里读到了法国象征派，知道了韩波、瓦雷里和阿波里奈……而从１９７０年初冬起，上述那些书就在中国文化的中心传播。而那个时候，王小妮正在漫天大雪东北的土房子里读着破旧的中学课本。
　　诗歌的眼睛，恰恰是一点就破的精灵。它那简短的分行传染病，是一种比白喉还快速，比霍乱还凶猛的意识流行性感冒。
　　《今天》在七十年代末出现，如同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它的核反应堆，早已在各类流行的图纸上闪过。
　　多多曾写过一篇《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的那句叹息的话，应该被看作是代表某种历史情绪的发言。他说：“在烟摊上看到一包‘大英雄’牌香烟时，我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天飞上了天空……”
　　我同意多多的前一半话。他在感叹那些比《今天》更早的无名诗人们的隐没时，他是真诚地在心中落泪。同时，在对同辈先行者过分热爱的同时，他对自己进行了谦逊的贬低，对后来者发出了仰于长啸的嫉羡。
　　那些最早的先锋们，曾一批批地启动过沉重的中国艺术。多多列出过他们的名字：１９７０年时的郭路生（食指）、岳重（根子）、依群、宋海泉、方含……１９７３年以后的史保家、马嘉、杨桦、鲁燕生、彭刚……他们，像早期的革命者，敏锐地把自己与未来相连。但他们也并不全是诗歌天才。是一种领悟，忽然吹入了凡人的心中，如同在天安门广场上闲走的人，忽然看见了一只风筝，他的身体也忽然变轻。在历史上，一个人在机遇中抢先看到一眼，他的青春便可能在一股莫名的气流中上升。
　　而机遇，常常在机遇获得者之间再进行一次遴选：某个高明的领悟者，比启蒙老师飞得更高的事，历史上屡见不鲜。最初的北岛与多多见面时，竟是被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
　　得天独厚的北京，还具有更久远的第二层潜伏的真理。张郎郎曾写过一篇《太阳纵队的传说》。他，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的“叛逆”诗人。他自称是“某种鱼出现的前奏”。如果没有六十年代北京这个危险的半地下诗社，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北京城里弥漫的反叛与象征主义味道，如果没有从京城下放到乡野的“白洋淀诗歌好汉”们，中国现代诗的头雁，可能至今还在低首徘徊。八十年代初，它只能从马雅可夫斯基的滚烫的激动中起步，从中国农民文人那几首《大堰河》、《老马》中起步，最多也只能从普希金的贵族式忧伤中起步－－我在《崛起的诗群》中忽略了这一点。
　　早在１９６２年，张郎郎就与郭士英、戴咏絮、张明明、蒋定粤、甘恢理等人在中央工艺美院成立了一个诗社《太阳纵队》。很可能，这个诗社竟从另一种意义上接续了几十年前中国诗歌的脚步－－蒋定粤是抗日名将蒋光鼎之女，张明明是文人张恨水之女，戴咏絮是戴望舒之女，而最终被捕、自杀的郭士英是郭沫若之子……１９６６年，即三十年前，张郎郎就曾在一个朋友本子的扉页上写下了四个字：相信未来－－这被食指后来确认是他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一诗题目的启迪。后来，甘恢理也曾为张郎郎赠过一首诗，题目叫《我不相信：你真已离去》……当然，后来的那首《回答》中说“我不相信”的诗，也可能与此无关。
　　但是，一种伤感的情绪，一种否定的口气，已经弥漫。它带着一种危险的刺激，打破了固有的生存。在那不欢乐的年代，在艺术燃点被压迫得最低的日子，某一句提醒便可能使一个人进入另一层升华。
　　这是中国现代诗几十年来断断续续的史册。飞上天空的，肯定是天才，不管它得益于什么翅膀的提醒。而最早惊动了蓝天的，却可能悲壮地成为托起后来翅膀的低雨云。在艺术的领域里，互相的启动、互相的感染，是群鸟飞上蓝天的必要空气－－这就是我们身边最近的传统！是一步就可能站到巨人身上的梯子！
　　王小妮，没有沾到这个一步上天之梯的一根羽毛。她是一个绝对自发的诗人。她有的，只是特殊年代里一个普通灵魂所感受到的重压与沉闷。她灵敏地抓到了时代给予她的遭遇，提升着诗人先天的素质。在她早期的创作中，她几乎不知道通向天空的其它方式。
　　北京，它的内部一直浮荡着类似“中央首长”般高屋建瓴俯视中国的一种整体氛围。在当代，这已经成为对某区域人种的嘲弄。但在二、三十年前的那个瑟瑟时代，它却可能成为放大一个人艺术视角的魔鬼。在文革后期，政治与文化其实已破绽百出，对官方事物的透晰，在北京的民间早已街谈巷议。而一种整体的反叛、忧伤的气氛，当时已成为部分青年圈子内类似时髦的思想套路。
　　王小妮这一条奔响着朴素情感的诗歌小溪，代表了那个时代艰难出发的许许多多其它外省才子们的艺术起源。这，也是“崛起的诗群”们在跑道上最初上路时的情景：他们，并没有与北京听到同一声发令的枪响。很多人是在别人抢跑久久之后，才傻乎乎出发的人。他们甚至赤着脚，连一双“首都牌”的起跑鞋都没有。
　　因此，王小妮最初的诗，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普通百姓般的真诚，而缺少那种极易引来评论的贵族式优雅。她类似一个天资聪颖的中学生，以深陷自我细节的笨拙课堂作文，与得益于豪华范文和大师启迪的机遇诗人们相抗衡。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闭塞中国，这一切决定了她意识的平民化倾向和诗风的朴实、真挚。是她那自产自存的精神世界，暗中怂恿她从大学校园里夜夜返回她蒙昧的小村，她愿意回到麻木的庄稼中做一棵清醒的玉米。
　　起步于略显乡野自发的浓重人文关怀，王小妮最初的诗，必然带着一种评论家眼中的小气与笨拙。其实，这一缺憾，也使它同时含有更多的、本体意义上的真诚。这一点，对今天的王小妮也仍然重要。
　　天下的道路，只有自己的脚遇到，并接触、体会到的那一条，才是最可信的，也才能是最真实的。人文意义，是诗最本质的意义，是诗歌意识之婴永不断乳的母题。
　　带有救世倾向的对麻木农业文明的怜惜，一度使王小妮的诗歌空间过于狭小，使她早期就显露了的、第一流的透明感觉，没有找到更广泛博大的依附。她的飞翔，与得益于流云的鸟儿相比，像受挫于某种依恋的囚室。即使这样，王小妮，仍然以她朴素的诗人素质，创造了一种平白清新的诗感，打动了当年那相当于今天业余水准的诗歌界，并加入了中国天空中的第一排雁阵。

　　十多年后，我痛感：时间的无情，超过了世上心肠最狠毒者。
　　站在１９９６年最后的边沿，我编选完了她一本横跨十多年的诗集。今天的我，残酷地说：如果王小妮停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她，甚至还不是诗人，不够诗人。

　　　　　　　　　　　　　　　　　　忽然的阴影和迷乱

　　最初的王小妮，写出的，是“善良”。
　　她的诗，弥散着青年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善意之光，它带着一个诚实机敏的人的真挚与诚恳，也带着那时代耿耿直直的忧患。她的诗，浮动出一层早晨空气一样的清新。
　　正是在中国诗歌最沉重的时刻。在惨烈的时代气氛中，王小妮的平白无华，打动了躲在躁动不安背后、人类共有的基本美感。在现代诗一片新开垦出来的早春泥土上，她清癯、灵动的小花，开得分外显眼。
　　这可能都不算什么。２０多岁的人写出几首不坏的诗，在人类中屡见不鲜。

　　是她，突然自己打断了自己！
　　是她那过于苛刻的人格自尊，中断了它们。
　　１９８０年以后，她的意识空间以惊人的速度开扩着。智力冲撞的大学，思潮对抗的学术、急遽演变的人文……她像一个超常敏感的海绵体，一天天飞快地越过着自己界限的横杆。当那些诗引起一片喝彩时，她感到了一种近于侮辱的误解－－她曾对我说过：“我感到了一种套路……我可以按照这样写很多。但我一首也不想再写了。”
　　那本来是一条通向小小桂冠的平坦之途，但她阻挡了自己。这曾使很多对她寄予愿望的人，包括善良的关注者，大失所望。
　　是一种突然而来的迷乱，进入了中国现代诗理性的头脑。它那些颤抖的真诚，因为找不到清晰的目标而失去了坚定。由于艺术和人格上的双重背离，王小妮与声名显赫的桂冠，一天天相互地、加速度地背道而驰。
　　显然，她认定了一条更为曲折的路。她把另一种真诚，深深地包裹在注定遭受冷漠的内心。像一个互动着的画面－－硕大的背景正从她身上移去。另一方面，她自己也在飞快地逃离。分崩与离析，仿佛被命中注定。她，撕裂了自己为人称道的诗歌外衣，正是她的灵魂在逐日羽化般增长。
　　一个诗人，一步步爬上正统的殿堂，或是退缩着保持在野的姿态。绝不单纯地取决于艺术。那是两种完全不同人格的驱使。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种破裂的危险，一次外部的袭击，正朝她降临！
　　诗的背后，归根到底站着一个人。那是一个真实的、负载着全部灵魂辎重的肉体－－世俗的眼睛，在专注肉体时，极易忽略从它里面飘渺出来的灵魂。而另一种形而上的书呆子目光，常常忘记了灵魂之烟之所以能枭枭升起，是因为它下面有一团生存的火焰在燃烧。那火光，可以照亮整个天空，但是，任何一盆肮脏的水，都能轻易地将它熄灭……
　　正在一天天旺盛不息发出生命的熊熊火光之时，二十几岁的王小妮，突然地、无法选择地经历了一次炼狱！
　　一场自天而降的恶毒之液，发着某种咝咝断裂的威胁，猛然地泼上了她安祥拂荡着的火焰嫩苗……一股惨白的、含着消防气味的浓烟，从她身后滚滚升起！
　　它如此惨烈。它所带来的惊愕，足以使刚刚建立起来的整个世界剧烈摇晃。这是一个超常惨烈的化学反应－－对一个诗人的破坏，可能导致某种夸张了的效果。与人间更多的不平相比，它其实算不得太重的创伤。但它却触到了最真诚、最敏感的人类痛点之上。正由于她把万物看得过于善良和美好，她六月的心中，才骤然飘下了漫天大雪！
　　略带狡猾的农民，曾经以清贫的表情，轻意地打动了她的怜悯。王小妮过于秩序良好的童年与少年，使她在细小的波动与敏感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孩子式的善意与平静。文革中，由于年龄的矮小，自高空压下来的时代重闸，反而没有给她造成更多的个人性伤害。而作为复辟性的高等教育的恢复，竟使她偶然地成为一个时代的受惠者。
　　受惠，按照一种契约，至毕业止。
　　一个阴影，从此开始追随。

　　她，仅仅成为另一个“危险者”的某种影子。但在她供职单位的大会上，她却无辜地被作为“半个”危险者而直接进入点名式的统计数字。她，虽然懂得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冤狱，但她仍然无法不被身边的恶行而惊吓得了变了脸形－－明晃晃的欺骗软刀、频频暗示的威胁幻影、白纸黑字上指鹿为马的从容、人性中突然的背弃与静悄悄的告密……这些她从来没经历过的冷酷概念，带着突然的失序闯入她的生存：她那先天的、在针尖上行走的感觉，足以使她在一瞬间推翻全部真理而进入荒谬。
　　应该垂泪鼓掌的是：历史伤害一个诗人，可能意外地打破了她诗的一种僵眠状态。它在制造人间苦难的同时，可能恰恰送给了诗一根根飞起来的羽毛。尽管这羽毛上会滴下带血的泪水。常人身上的伤痕，总会脱痂总会痊愈。而诗人发达的泪水却永不会干涸。她那带着深深划痕的精神丝绸，不安地起伏着，在比常人更加疼痛的精神之病的翻滚中，她将孕育出心中强大的反力，从而把一种可怕的不安气息，通过伤心的渠道，无形地注入时代。
　　诗人，它的肉体在代替着自己的灵魂受难。而它自己的灵魂却在代替其它的肉体超度。那灵魂常常越过了它本身的伤疤，而把放大了的恶毒呼吸，喷向全体人类。
　　这不是灵魂的高尚，也不是肉身的心胸狭隘，更不是形而下的报复－－这仅是历史唤醒诗人的另一种不友好的方式。也同时是诗人作为证据，交付给人类文明法庭的一滴真实眼泪。
　　其实，艺术也完全同堕落之水一样，它的某种成功，是它心满意足地倾斜的最好理由。它头朝下地滑向庸俗的惯性，也同样像任何脏水一样顺理成章地急切。它贪图着苟且、安逸的神态，一点也不比奸商更犹豫。历史上，无数人，曾踩着诗那娇小的弦梯，一步走向成功：桂冠与乌纱之间，常常难以辨认。艺术峰巅与“人民头上”，无比相似！哪个弹冠相庆的诗人，哪个居高显赫的才子，不是在追捧中被自己的心满意足之水活活淹死。他们胸中那发臭的艺术，以打不开的降落伞那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因此，苦难对于诗人的提醒，任何勋章也不能代替。
　　在不幸降临之时，我也曾伏在我的肉体上哭泣，但我现在却简直庆幸：回头凝望那走过来的人生崎岖，我宁愿发自内心地为凶手们追赠变了形的奖杯。
　　正是在历史那露出了马脚的伤害中，王小妮确认到了这个不可救药的世界之本质！这不是某时期、某集团的失误与不幸。这是人类肋骨上注定要出现的裂痕。有幸在跌倒的一刹那中亲眼看到了这破绽的人，他与人类艺术的悲剧命运才在本质上合流。在心旷神怡者可疑地编造着痛苦之际，通过那一条天赐的宝贵缝隙，她肉体地领悟了前人的一切苦难和文字中出现过的一切不幸！她的诗，正在升起，因为这星球上最隐秘的文明罪恶，已经通过一个微小而痛楚的例子，在她真实的身体和精神中，一瞬间得到了全部印证！
　　这是生命本身在改写着一个人的诗。她进入荒谬，怎么可能是矫情与做作？

　　１９８５年起，王小妮的诗风大变。
　　她的真挚中，带着一丝丝颤抖，带着孩子一样深深的疑惑与不平。她拿起每一个词时，都不是为了装腔作势地修饰一朵花。而是为了编织一个自己的篮子，以承受那无力再承受的灵魂重压！她用血作为水泥浆汁，浇铸着一行行竖立的路标，她只是为了支撑自己快要倾斜的肉体与信念。这种诗，不可能是油滑才子和乖觉才女们的智力游戏。它是一滴滴精选出来的血，是沿着眼泪爬上去的圣洁之峰。

　　那个冷秋天呵！

　　你的手
　　不能浸泡在冷水里
　　你的外衣
　　要夜夜由我来熨
　　我织也织不成的
　　那一件又白又厚的毛衣
　　奇迹般地赶出来
　　到了非它不穿的时刻！

　　那个冷秋天呵
　　你要衣冠楚楚地做人
　　…………

　　我本是该生巨翅的鸟
　　此刻
　　却必须收拢翅膀
　　变成一只巢
　　让那些不肯抬头的人
　　都看见
　　让他们看见
　　天空的沉重
　　让他们经历
　　心灵的萎缩！

　　那冷得动人的秋天呵
　　那坚毅又严酷的
　　我与你之爱情
　　《爱情》

　　任何天才的文字编造，都不能给一个女人这种切肤的疼痛和坚毅！几年前，这只手，曾像儿童一样勾描出一条条轻灵的游丝，是什么使它骤然化成了滂沱大雨之下沉甸甸的棉絮？一种悲壮的酸楚，倔强而危难地立在生命的悬崖。她，仍然柔软，但那温和的水，已经凝成了软铅……我终于相信了曾经读过的、历史上那些用苦难真情蘸着血写下的诗篇。后代人的血性，已一天天被萎琐的存活杀伤与过滤。在二十世纪，灵魂深处的叹息，比原始人头盖骨还要稀少。这种与每一根隐隐作痛的肋骨平行呼吸着的诗，与那些笑嘻嘻拿出去发表评奖的一行行字，怎么能同日而语！在当代，没有一位女诗人经历过这种精神的炼狱并反而用艺术深爱着它！
　　在善与恶的对抗中，王小妮以她无法摹仿的软韧之剑，更击中了对手那步步后退着的良心！她把内心深处的正义与良知，珍藏着，以失败者之手在内心里把它高高举起。
　　第一次读这首诗，我首先为“诗”这种艺术感到骄傲！在苦难像鹅毛大雪一样降临时，谁能够解脱我们？什么艺术，能与它的柔弱与坚强相比？几百个字组成的短短几行，代替了全部战争中的勇气，也代替了基督发出的全部饶恕……
　　王小妮，从来就不是柔弱的女人。虽然在人群中她从来都是在沉默中倾听，从来不参与人间任何世俗的争夺。但她的思维格外清晰。为了坚守正义，她具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大风雪中奔赴千里万里的信念与勇气！她的身上丝毫没有女人那种思绪的混乱与纠缠。没有把自己作为低等动物向男人献媚或故做高深的、或卑或亢的作态！在人格与人文的判定上，她的“善”、“恶”盾牌，敏感而强硬。我个人只能用“烈女”这个不恰当的词伪装地顶替她的这种人文价值的力度。虽然，她最反对以男人与女人来划分世界。她从来不愿进入所谓“女诗人”那些狭隘的创作崐领域。
　　如果没有一道突然投下的阴影，王小妮八十年代中期的诗，不会蓦然出现一种陡峭高墙般的险峻。苦难，使她在并不愉快的心情中一天天走上了自己的精神高台。平步青云的人，怎么能明白苦难为诗添加的不尽翅膀。正是从生存的意义上、生物的意义上，王小妮才具备了继续高飞的足够理由。在一些以各种方式得宠了的朦胧诗人们一天天意识低落时，她抚着伤痛，横贯时空地飞过了中国诗歌灰色的天空。
　　罪恶，从另一个侧门，打开了一个人的全部智慧。
　　持续的苦难，终于挽救了一个行将渺茫的朦胧诗人。她表面和深在的生存，从此巨变。她那由于受阻而更加有力地发出了波折的诗，将具有长久的、历史性的回声……

　　１９８５年，是王小妮诗歌最凶险的一年。那一年，她写的是“恶”。
　　她笔下的善，步步后退。那善，似乎已无力、无意与恶对抗。不怀好意的万物，螃蟹一样在她的纸上爬行。荒唐人世，像制幻剂一样腐蚀了美丽自然的一切轮廓：对阴谋的防范，对龌龊的憎厌，对罪恶的闪避，对告密者的鄙视……把她的诗蒙上了一层荒谬的迷光。世界骤然狰狞，秩序纷纷散乱，所有的直线消失，畸形的脸从每一个夜色的深处渗透出来，眦裂着变了形态的牙齿……那一年，她的句子中，风吹草动，阴气逼人！
　　只要看一看王小妮那一年诗的部分目录。就可以借用她一句诗－－“写出来，心中就已经悲凉”－－
　　如：《谣传》。如：《告别冬夜》。如：《深巷》……
　　如：《有孬人在迎面设七把黑椅》
　　如：《听力全是因为胆怯才练出来的》
　　如：《定有人攀上阳台，蓄意篡改我》
　　如：《一瓶雀巢咖啡，使我浪迹黑夜》
　　如：《鸟所泡制出来的巨型悲剧》
　　如：《选在黯淡的早上登船，产生怪诞念头》
　　如：《我会晤它，只是为了证实它惯于骗人》
　　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初，王小妮那些像泥土新新、露珠滚荡一样清新的诗，不是让人感到恍若隔世吗？

　　　　　　　　　　　　　　　　　　超然的放逐与游离

　　整整十二年前，我和王小妮一起离开北方，来到中国最南方的这座新城。
又一次、经历数年、威胁生命的慌乱过去之后，王小妮确定地成为了该城普通市民的身份。
　　在这个形而下的城市里，王小妮最终完成了她作为第一流诗人的全部蜕变。她的人格，找到了稳定、安祥的根基。她的艺术空间，在长达几年的混浊阵痛之后，化成一片澄静的天空。
　　这座城市，每天上演着焦急、贪婪的衣食争夺。这里，作为一个广阔文化价值的对立物－－具备了一切令文人感到浅薄、做作、伪善的理由。在表面放松着微笑，而背后阵阵紧张的舞台上，这里是一个没有耻辱感的光荣战场。
　　在这同时，它也具备了诗人眼中一个丑角演员所应有的全部魅力－－它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于连，在一架通向云端的梯子上，腾跨着越来越快的手脚……它，活力四射。它，场景纷纭。与中国广阔内陆那沉郁的表情相比，它那风云变幻的嘴脸，在地球最躁动的经济地带，它成为东亚巨大面门上一只最急切、最狡黠的眼睛。
　　在二十世纪人类发疯的文明进程中，这个城市，是一出不可多得的、不断修改的样板戏。
　　对于诗人来说，这一切，使此城以充足的反面理由，代表了另一种意义的、无可比拟的巨大宁静。
　　……旧的背景骤然抹去。眼前奔走呼号的生存繁荣，是另一种无关的热情与荒凉。空气中布满了舌根音和古入声。电视剧频道里呈现着国家界线以外的画面，迭映着与另一种文明同步旋转的身影……遥远的天空上，全部的星辰像散落的纽扣一样纷纷脱落。这个曾划过闪电雷鸣的天空，如今只剩下两颗丢失了对手的太阳……
　　这是自得其乐的太阳，它把全部的光，憋藏在自己惨白的圆弧里，孤零零地照着一切空旷。它珍惜地保留着自己的光，它们只用来照耀自己。

　　在我写此文时，王小妮怀着对亲情的沉重心情，也带着她一串空旷的散文题目，返回了东北。那题目里有一篇《木匠致铁匠》，我不知道她怎样写，甚至能不能写出来？在我的眼前，只是出现了这样一幅匠人们的奇怪场面－－
　　在一个炉火熊熊的、遍地铁匠的村子里，铁匠们疯狂地敲打着砧板。叮叮当当的金属战争，冒着欲望的浓烟，掩护着众人的进攻与撤退。隔着玻璃，它成为诗人窗前最美丽的风景。
　　这个村子里，也有一些煞有介事的工匠。他们打着“第四产业”的牌子，身上挂满了汉字与油彩的奖章。但是，他们加在一起，还够不上半个真正的木匠。而连木匠也不想当的人，只是坐在自己的家里削砍着古老树木们残余下来的尸体。看见它们身上翻卷起一层层白色的薄卷儿，看见它们在牙齿的磨擦中像大雪那样一丝丝纷落。这就是吵闹而安静的村子对于诗人的全部魅力！
　　王小妮，先天具有一种排斥群体的性格。过去的年代，不但在时间中过去，更在空间上被她的一双手推向了远方。
　　远方，一些朋友也一天天与母体痛苦地分离－－双向的、互为耻辱和愤怒的拒绝，使他们从官方文学中脱离出来；乘上一列被心理加急的列车浏览西方，在后现代渐尽无色的茫茫巨墙面前，这些无家可归者，再次找不到家园；庞大的东方包袱，经过漫漫长途，在自己的后背上蓦然发现。这颗无法拆解的大丸药，更进入不了即时的创造。西出阳关之后，他们已无处栖身。生存，在最后一丝温馨中给予了他们最后的一击。这些中国的游离者们，在忍不住的犹豫中，一圈一圈地走着，他们悻悻地围绕着对手，不能再远离开一步。那另外一步的怀恨中，总是伸出一双含有收崐养之意的手。
　　我曾经写过－－这是一个充满了分割与壁垒的年代，一个灵魂必然像青烟那样飘渺不定的年代。游离于国家主体文学殿堂之外，游离于勃然兴起的巨大经济兴趣之外，游离于东方西方之外，诗的受难者们像无家可归的波希米亚人，只仅仅“与语言一道密谋策划，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着暴动的人手”。
　　而这，只是作为了王小妮诗歌的一个遥远背景。她，更在游离者之外。在所谓的官方、民间的圈子之外。
　　割断一切向天空发出的电波，包括朋友们遥远放出的风筝。王小妮像清风一样活着，像村前静静的流水那样，只把水围绕着自己的家园。
　　她，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热爱着人群。现在，她找到了一种与他们最深、最远，也最近、最无间的距离方式－－写字。

　　我至今不明白。那时，又一次的慌乱并没有过去。在横跨两年的秋冬和夏末，我断断续续地往返南北，她一个人守着南方的家，心情不是很好。那一年，她却写出了最飘逸的诗！
　　１９８８年１月至８月，王小妮写出了她八十年代最优秀的一部油印诗集《我的悠悠世界》。在我这篇不想进入她诗歌内部的文章里。我只热爱她的一些题目，我的文章，是一篇只评论诗歌题目的文章。那些题目本身几乎说出了我想说的全部人文内容－－
　　第一辑：《不要把你所想的告诉别人》、《一上路我就觉得我还算伟大》、《死了的人就不再有朋友》、《不要帮我，让我自己乱》、《我看不见我自己的光》、《你绿了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想写了》……
　　第二辑：《半个我正在疼痛》、《这样想，然后那样想》、《紧闭家门》、《晴朗的下午怎样过》、《通过写字告别世界》、《不反驳的人》……
　　第三辑：《二十六日不送朋友去印第安纳》、《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
　　开始，她还让世界拉着她过去的一只手－－后来，她的神经一点点松脱－－终于，她全部抽回了自己！
　　在《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那首诗中，王小妮写道：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敌人与朋友／都已经足够／从今以后／崇高的容器都空着／比如我荡来荡去的／后一半生命……
　　那就是她的世界，是她仿佛一点目的也没有的、荡着秋千的悠悠时空。
　　正像在后来的散文集《放逐深圳》中王小妮写过的那样：“一些人这样想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那样想”……“对于公众来说，他背离群体，选择了放逐人格。”
　　苦难，在它迎面而来时，脸孔上一片迷惘。当它转过身去之后，它的名字可能叫飞翔。
　　走投无路之后，一个人是否才可能慢慢离开地面，把道路指向第三维的天空？

　　在我把一个女人几乎推崇为一个圣徒的时候，王小妮，恰恰正深深地陷落在一个她全心热爱着的家庭之中。那热爱，也是一种由不尽的琐事组成的温暖泥淖。她，是这个家庭２４小时的钟点工，是一个全天候的母亲、一位全日制的妻子。她像一位上帝派来的第一流保姆，兢兢业业地看守着无数个电、水、气的开关，管理着五、六个不容窥视的房门。一日三餐，她和顺地从她的天空之梯上按时走下来，在菜市场、洗衣机和煤气炉之间，她带着溶化了似的由衷母性，为她的两个亲人烧煮另一种让双方心里温暖的作品。在这一切之后，她才是一个世界上“全职”的诗人。
　　每天早晨，她准时地，像朝着蓝天招手一样，从那只由我亲手钉成的大信箱里，取出仿佛天外飞来的一迭报纸、杂志。黄昏时，她一边想着她那美丽的祈祷，一边用缓慢的步伐，去菜市场用一些纸币换回绿色的植物与动物的肉块。她定时地接收公众的信息。一台带电的盒子，是她窥视世界与人群的唯一孔道。那些似是而非的影像，仿佛只为她这个守家的人而播放。她善于把丈夫传回来的一切消息，转化成她的耳闻与目睹。她把一间房子，作为净化性灵的唯一寺院。她像只饮少量水的圣徒，在干旱的西奈山上，吸着大海遥远的湿气。她在自制的真空中写作。抽去了世俗的空气，她的头脑里，被自制的液体装得满满。
　　……一张纸被王小妮贴上厨房的墙壁。在炒锅的油烟中，她能飞快地抢救出那一闪而过的句子……她把儿子开玩笑一样书写封面的“妈妈灵感本”，真的放在了枕头下……她有在黑暗中写字的本领，尽管写出来的字有时第二天根本无法辨认……她甚至在黑暗中用左手摸写，以至于把那黑暗中的蝌蚪写上了床单……

　　１９９３年，在沉默了数年后，王小妮写出了沉郁、伤感的长诗《看望朋友》。那是她的第一部长诗，可能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对那个在京城里生着重病的朋友，她寄托了几年来的人文积郁。在组诗《活着》、《回家》中，她的诗，神秘地走在事物的上空，词语的上空。
　　１９９４年末起，她忽然想从诗那吝啬的口气中“解放”一下她的另一部分意识。在散文随笔集《放逐深圳》中，她用轻灵、精当的笔触，高举着灵魂之核，以精神守卫者的纯粹姿态，反叛着遍地的物欲。她在总共只有五行的《后记》中说出了对两种文体的看法－－
　　我绝不写风花雪夜。散文必须有真切、实沉之核。
　　我不流连具象，哪怕谁会说我浪费了无数细节。
　　我坚守自信，以我这目光看待世界、都市、物质和灵魂。我绝不会游移。
诗像细网。在多年中，阻碍了我心中一些坚硬、粗利的东西。诗没让他们通过。
　　今天，我解放他们。（她最后一句话的口气，是帝王。）

　　１９９５年，她用了整整一个春天，在一日三餐洗衣烧饭买菜的家务繁忙中，以每天６０００字的高速度，写出了２５万字的《人鸟低飞》。那是她所喜爱的东北女作家萧红的一生。她用诗和散文般的超然、惊悸、尖利，为当代传记文学留下了一个诗人的写作范本。那一年，她还同时写出了几组诗。在组诗《重新做一个诗人》中，她把自己一边缩小，一边放大成一个提水挑担的禅师一样的家庭主妇。
　　１９９６年，我再次在王小妮的诗中看到了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的经典：如《一块布的背叛》，如《我并没有说我要醒来》，如她的第二部真挚、超越的悼念性长诗：《与爸爸说话》。

　　她散文的发表，使我们在多年之后，又重新可以从寄来的各种“样书”中看到了中国内地的大量杂志。我有些吃惊，尽管我近年来对中国文学不断下降着评价，但我仍为它的平庸而震惊。与那些油腻腻地磨擦生存皮肤的所谓散文相比，在刊登王小妮文章的一本本杂志中，我几乎看不到一篇与她那些文字匹配的、同等档次的意识。没有人发出过她那种超度万物、俯看人生的灵气与磁性。九十年代的中国上空，“反投降”的呼声一阵阵被传媒炒作得牛牛而空空，却没有一篇散文，能像王崐小妮那样写得亲切、柔韧，流畅和节制！她把“反物质”的异端之说，软着陆一样落在世情与人理之中。
　　文学，最高的本质是诗！散文，骨子里渗透着的是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是对世界诗意地体味！散文，怎么可能是一种庸俗日记的改写？怎么可能是社会名流们礼尚往来的互赠着手绢儿一样的工艺品？我真不明白，没有对自己、对人类、对万物们新鲜、唯一的感动，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勇气把一页页的白纸无耻地填满？！
　　我，凭着对文学本质的敏感，发出一种预先、冒险的承诺，如同向遥远的时间后面伸出我的一只手－－王小妮的散文、随笔，已经具备了一种经典性的光彩。如果我获得为幼年人类遴选教科书的资格，我会为他们选择这种真正意义的文字。
　　王小妮的前半生，偶尔地写过十多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那些小说，包括１９９６年５月刚刚发表的中篇，还都是她一种零碎的试探，由于她对小说那虚构本质的怀疑，她也并不认为那是她真正的小说！它们，还远没有达到她前两种文体在中国本时代的高度。
　　并不夸张地说，王小妮几乎具备了文字以内的所有才华。
　　然而，世间的才华，无不是以另一种巨大的忽略作为代价！
　　对于所有男人来说，不为风吹草动地排斥世俗的诱惑，是一种需要克制的事情。因此，作为丈夫，我曾经为她的另一些也不无价值的身影的隐没而遗憾－－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安装了多部潜藏的发动机，他可能在多种舵位上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不是遗憾，我只是感叹……荒芜了，她青年时期那敏锐、决断的性格航线。隐没了，她那可以修改《崛起的诗群》的凌厉思想。休憩了，她那在最强大性格之间游弋、中和的驾驭自我的本能……

　　我们，都是凡人。遗憾的是：在令人向往的思想空间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日夜拖着、守着一个疲惫无比的身躯。
　　在我的视野中，没有一个女人比王小妮有着更少的庸俗！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躲避着金钱内部包含着的阴影。在今天的中国，她尤其不是一个眼红与怂恿的妻子！她那样执意地追逐着精神，一而再，再三地伸出那置生存于不顾的手，试图把一个维护家庭基本衣食的丈夫，拉回到她那白纸的天堂。
　　在偶然的机会中，抽象的财富曾向我靠近，但在那一局翻了盘的围棋赛中，一个也许是必然的“倒脱靴”，使我重新回到了那最初的、辽阔空白的章节。我热爱精神，也热爱着那顺流而下的财富。我至今仍怀念我那稍纵即逝的轻易成功。我宁愿在传闻中继续过那富足的日子……而王小妮，在发出同样的世俗遗憾后，内心里却生出一种悄悄的幸灾与乐祸。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喜欢寒冷、清癯、倔俏的怪癖，像喜欢瘦瘦而孤傲的骨头。
　　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人，一个拒绝唱卡拉ＯＫ的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人……在最看重名声与利益的年代，她几乎不用与自己的私念战斗就可以安然默默地写作。
　　而王小妮认为，她这样活着，已经十分美好。她１９９６年的一首诗的题目是《我已经不再害怕任何事情了》。她，明确地不喜欢被猜测，不愿被包围……她说，诗歌内心的本意，可能是扫外围人兴致的。她相信一个诗人能自己产生动力。
　　王小妮本人，不希望我对她进行公开的评价。但我，仍然奉行我青年时期的思想。我想写，就应该写。一旦写，我的性格就要求我肆意而行。我的话，只由我一个人负责。
　　在过于切近的时间面对中，我感到无法传达她今天沉浸的全部气氛。对一团极端艺术化了的诗体烟云，我不想在近距离、近时间内制造廉价的错误。我所写的，只是一个过于了解自己诗人妻子的丈夫式自白。我的所有文字，并不承担为别人提供赞美的任何依据。阅读者应当滤掉我情感的倾斜，只留下它那一根最基本的、站立着的生存直线。作为今后岁月回顾时的一件件代用品，我提供最基本的事实与意识材料。
　　按学术的最高准则：在同一家庭、同一经历，同一个时代－－这如此邻近的时空中，我的一切判断，理应被阅读者加以置疑。
　　现在，我把她作为一个偶尔向我靠近的另一个星球。我提醒整个星空，她的诗，必须用另一种方法来阅读。我更想展示的是我亲眼见到的生命过程：一个普通的人，在二十余年中，怎样被生存，被自己，一步步磨砺成了诗人！直至飞起。
　　诗，不但是一种进行着的哲学与美学，也是一种溶化了并实施着的宗教。通俗地说，是一种特殊的活法儿，一种灵魂的秩序，一种智慧与文化乳液的混血。我敢说，任何一种批评方法，包括西方人玩尽了的角度与陷井，对于诗都是一个笨拙的平面土地测量员。诗，是一个绝对充满了滚动着的曲线与变幻的球面。达不到诗人意识高度的批评者，只能是比顾客矮一头的愚蠢丈量裁缝。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体味”和“领悟”是远比“拆解”更传神的基本诗歌批评方式。

　　王小妮，近二十年来我与你日日对话，但现在我却要向你发出一种纸上的声音：你，和你那为数不多的可怜的同类诗人们－－你们的肉身，正匍伏于这个落后国家最纷乱而无助的年代。你们的精神，却自我受领了人类至今最高的灵魂使命。你们，将注定苦难，哪怕你们强颜微笑。你们，将终生羁绊，哪怕你们佯飞在高空。将会有无数只手，把遗憾与惋惜指点上你们的脊梁。但是同时，也会有一只莫名之手，穿天而来，取走你们为之冥思苦想的全部天堂之语。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下午04:17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03:36分

《诗生活月刊》http://www.poemlife.com

2004年2月_诗人专题·王小妮